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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量化寬松是恰當選擇

  在11月21日舉行的第四次“1+6”圓桌對話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中國絕不搞量化寬松。

  圍繞我國是否實施量化寬松,一直以來有一些議論。尤其是今年,在“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三低”國際經濟環境中,全球央行啟動降息潮。有觀點認為,為了穩增長,我國也應搞量化寬松。其實,就當下形勢看,中國不搞量化寬松是恰當選擇,因為實施量化寬松既無必要,也不合適。

  沒有必要實施量化寬松,是因為我國目前的貨幣總量是適度且合理的。數據顯示,9月末,我國M2同比增長8.4%,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10.8%,而前三季度名義GDP增長率為7.9%。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前三季度名義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既體現出逆周期調節的強化,也反映出貨幣總閘門得到了妥善控制,貨幣總量合理適度。

  目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特別是企業發展遇到的困難,原因不在貨幣總量,而在于需求端和結構性因素,因此不能用量化寬松來解決。短期來看,經濟總需求較為低迷,企業的融資和生產需求有待提振,“寬貨幣”到“寬信用”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需要進一步疏通。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當前部分企業經營困難較多,企業生產投資趨于謹慎,制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增長有所放緩,外需減弱對出口增長形成壓力,經濟內生增長動力有待進一步增強。長期來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進一步深化。要確保穩增長,我們應在短期強化逆周期調節,并且不是用貨幣“放水”的方式強化,而是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加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方式,同時在長期持續深化結構性改革,給予企業穩定發展的預期和信心。無論是短期問題還是長期問題,都不是貨幣政策“一松了之”能夠解決的。因此,沒有必要實施量化寬松。

  搞量化寬松并不合適,是因為我國已經切換了發展模式,由“重速度”轉向“重質量”。在新的賽道中,更高的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更優的營商環境、更新的企業技術模式、更好的制度性開放環境,這些元素更為關鍵,而量化寬松并無助于實現上述目標,只能讓經濟在短期內維持高增速,屬于不可持續的繁榮。

  當前“寬貨幣”并不成為問題,成問題的是“寬信用”。也就是說,基礎貨幣投放整體上是合理充裕的,但信用創造能力有待加強,全社會整體信用結構存在問題,流動性分層明顯,小微民營企業融資難題還需進一步緩解,企業整體融資成本還需再降。這些問題,均屬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范疇,量化寬松解決不了,還是要依靠健全銀行可持續資本補充機制,推動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完善宏觀審慎評估(MPA)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運用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用好LPR新機制、妥善化解中小銀行風險等一系列市場化、結構性的方法來解決“寬信用”問題。只有利用多種改革式的手段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振企業信心和需求,降低綜合融資成本,從供需兩端夯實貨幣政策傳導的微觀基礎,才能平衡好總量和結構之間的關系,緩解局部性社會信用收縮壓力,充分釋放穩健的貨幣政策對穩增長的效力。

  總之,面對嚴峻的穩增長形勢,較之量化寬松的“一松了之”,我們更需要的是定力,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我們看到,通過LPR新機制改變了降息方式,采取多次數、小幅度的節奏下調LPR和MLF利率,符合貨幣政策的穩健基調,體現出結構性特征與市場化的改革取向。同時,我們更需要宏觀政策的有效配合,其中,財政政策的效果更明顯、更直接。李克強表示,要落實好今年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正是意指財政政策的效力。通過連續、穩定、富于定力的政策組合,我們將避免量化寬松的副作用,讓穩健的貨幣政策真正惠及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責任編輯:楊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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