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頁
聚焦CURRENT AFFAIRS
聚焦 / 正文
“兩會”農金聲音

  省聯社全國人大代表:增強農金機構支農支小和抗風險能力

  全國“兩會”正式開幕,作為農信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農信聯社黨委書記、理事長孔發龍和湖南省聯社黨委書記趙應云就“如何賦能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分別提交了議案??装l龍代表提交了《關于幫助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增強支農支小能力的建議》,趙應云與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彪等提交了《關于提高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貸款損失準備金稅前扣除比例的建議》的聯名議案。

  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指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下同)是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19年年末,全國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共有法人機構2228家,占全國銀行業法人機構總數的48.4%;資產總額35.6萬億元、存款余額24.8萬億元、貸款余額18.8萬億元,分別占全國銀行業的12.3%、15.4%、11.9%;涉農貸款余額10.3萬億元、小微企業貸款余額8.9萬億元,分別占全國銀行業的29.3%、24.1%。作為普惠金融的中堅力量,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始終堅持支農支小的市場定位,為鄉村振興、脫貧攻堅、民營和小微企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孔發龍代表在《關于幫助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增強支農支小能力的建議》中指出,近年來,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改革發展取得了積極進展,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支農支小質效有了很大提升。但與此同時,也還存在一些難題,制約了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支農支小的能力,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資本補充難。一方面,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承擔了大量低收益的普惠性、準政策性金融任務,盈利能力相對較弱,導致內源資本補充能力不強;另一方面,由于單個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是小法人,體量較小,難以達到相關政策準入門檻,導致外源資本補充渠道狹窄。

  二是存款組織難。受金融同業非理性競爭的影響,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存款市場份額被不斷擠壓,并且資金組織成本持續攀升,限制了其支持實體經濟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能力。

  三是主動負債難。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作為我國銀行體系中的小微企業,由于單個法人規模小,在金融市場上也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主動負債能力弱,限制了其信貸投放能力。

  四是穩住客戶難。近年來,隨著居民理財意識不斷增強,存款“理財化”趨勢日益明顯。當前,通過理財子公司開展理財專業化經營已是大勢所趨,也是監管部門鼓勵的方向。然而,由于單家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普遍體量較小,難以達到監管部門規定的設立理財子公司最低注冊資本為10億元的要求,不能有效滿足廣大農村居民的理財需求,導致大量存款客戶“搬家”,使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越來越少,市場地位被逐漸弱化、虛化和邊緣化,最終不利于支農支小和服務鄉村振興大局。

  為充分發揮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支農支小主力軍作用,更好服務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和更好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孔發龍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出臺更多政策,支持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增強支農支小能力。具體建議如下:

  一是拓寬資本補充渠道。建議人民銀行加大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發行永續債補充一級資本的支持力度,降低用于央行票據互換操作的銀行永續債發行主體必須滿足資產規模不低于2000億元的條件要求,擴大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外源資本補充渠道。

  二是調整資產風險權重。建議銀保監會對1000萬元以下小微貸款風險權重由現行的75%下調為50%,切實降低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資本占用,提升其信貸投放能力。同時,按照實質穿透原則,將同一省級行政區域內的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存放在省聯社并通過省聯社存放在人民銀行的集中清算資金的風險權重進行下調。

  三是增強主動負債能力。建議人民銀行放寬縣域農村中小金融機構MPA評分標準在C檔以上方能申請支農支小再貸款的限制條件,并適時推出鄉村振興專項再貸款,增加縣域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低成本央行負債的可得性。此外,建議人民銀行創設類似于央行票據互換操作的專門貨幣政策工具,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發行支農支小專項金融債提供增信支持,幫助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提升主動負債能力。

  四是給予稅收優惠政策。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是我國銀行體系中的小微企業,建議國家稅務總局比照小型微利企業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政策,對縣域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所得稅稅率由現行的25%降至20%,進一步減輕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稅收負擔,增強其讓利實體經濟的能力。

  五是支持理財業務發展。建議銀保監會調整理財子公司必須由一家銀行控股的政策,允許同一省級行政區域內的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聯合出資設立理財子公司,更好地滿足廣大農民日益增長的財富管理需求。

  眾所周知,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始終堅持服務“三農”的定位,是我國重要的地方銀行法人機構,已成為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名副其實的金融主力軍,在助力區域經濟發展方面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客群以廣大農戶、個體工商戶、中小微企業為主,絕大部分貸款無充足有效抵押,貸款集中度高,抗風險能力較弱。今年新冠疫情的突襲,這些相對中低端的客群受到的負面影響會更大,少部分可能因不可抗力而產生信用違約,預計逾期貸款率會顯著上升,特別是可能呈現出區域和行業較為集中的現象。農村商業銀行成因復雜形成的不良貸款積弊,不良資產反彈壓力較大,總額呈上升趨勢。

  在對相關政策進行了充分研究后,趙應云與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彪等在《關于提高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貸款損失準備金稅前扣除比例的建議》的聯名議案中指出,金融企業必須按照銀保監部門監管的要求足額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但是,金融企業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金不能稅前扣除,造成企業在沒有會計利潤,甚至在虧損的情形下,要為這些貸款損失準備繳納企業所得稅。

  通過對一家剛剛改制的縣級農商銀行進行調研,兩位代表發現在幾乎沒有盈利的情況下,仍要負擔巨額的企業所得稅。

  這樣無形加重了企業的稅收負擔。對于底子薄、業務及經營范圍受限、盈利能力低、抗風險能力差的農商銀行來說,壓力較大。

  總結而言,兩位代表認為,目前財政和稅務部門制定的貸款損失準備稅前扣除比例偏低,不足以覆蓋銀行的潛在貸款損失風險,主要理由如下:

  1.根據樣本銀行的調查,受幾年經濟下行,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影響,農商銀行系統(含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經營環境惡化,不良率不斷攀升,按監管要求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額遠遠大于稅法允許扣除的金額。

  2.農商銀行系統(含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肩負國家支持涉農企業和農戶及中小企業發展重任,由于支持對象抗風險能力差必然將風險傳導給銀行,如果銀行因為稅負上升導致經營情況惡化,不僅不利于行業發展,長遠看會失去支持涉農和中小企業的能力。

  3.如能提高稅前貸款損失準備扣除比例降低銀行稅負,則多留存利潤會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有利于銀行提高抗風險能力,促進行業穩健發展。

  基于以上理由,兩位代表希望相關部門能酌情提高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貸款損失準備金稅前扣除計提比例。(本報記者 張宏斌)

  馬化騰:彌合城鄉數字鴻溝發揮“互聯網+”作用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

  在年初《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提出以數字化引領驅動農業農村現代化以及《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后,面對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的“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這一硬任務和鄉村振興這一長期戰略,不少全國“兩會”代表關注到了數字化對于農村地區發展的重要作用。其中,全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提交了《關于在“后脫貧期”促進鄉村振興的建議》,提出充分發揮“互聯網+”的重要作用,大力提升農村數字化生產力,加快彌合城鄉數字鴻溝,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讓廣大農村人口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3月,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46.2%,城鄉之間的互聯網普及率差距縮小5.9個百分點;同時,我國農村網民規模為2.55億,占網民整體的28.2%。得益于“村村通”和“電信普遍服務試點”兩大工程的深入實施以及消費市場的蓬勃發展,我國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正在不斷縮小。不過,農業農村數字化發展不足也正在顯現。馬化騰在書面建議中給出了騰訊“為村”平臺2019年10月對超過2萬名實名注冊村民進行問卷調查的數據。調查結果在揭示了農村普遍存在“空心村”、集體經濟缺失、公共服務不完善等問題的同時,也提出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依然存在,“村民文化程度低”“智能手機普及率低”仍是制約互聯網在鄉村應用中的兩大主要因素,而在農業農村數字化方面,發展亦總體滯后。

  在逐步彌合城鄉數字鴻溝的同時,如何應用、如何提升數字化和“互聯網+”的作用確實是我國農村地區現階段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以農業產業為例,相對于工業和服務業,農業數字化相對滯后是當前我國農業發展的現狀。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道亮表示,在生產方式層面,我國農作物耕種收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機械化卻沒有實現數字化,數據的不夠精準影響了資源的合理運用和生產質量;在經營管理方式層面,以農業促進三產融合,確保多方利益仍有極大的提升空間,這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也有體現。

  事實上,疫情也放大了數字鴻溝對其他方面的挑戰。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于近日撰文提出,處于數字鴻溝弱勢的低收入人群或將成為“生活貧困”+“數字技能貧困”的新貧困群體。他在文中列舉了數字鴻溝可能對社會生活產生的負面影響,包括在疫情期間,網課方式可能會加大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移動支付、健康碼和消費券的使用,會影響沒有智能手機群體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就業的靈活性等。這些都需要農村地區在完善網絡基礎設施和硬件的基礎上,通過強化使用,來充分發揮“互聯網+”在提升農村數字化生產力和鄉村全面振興中的重要作用。

  針對上述問題,馬化騰代表提出如下建議。在鄉村治理方面,建議扶持鄉村互聯網信息平臺,擴大基層治理觸達范圍。如在村級創新打造“云平臺”,涵蓋政務發布、辦事、投票、意見建議、法律援助、接訴即辦等功能,拓寬政務公開渠道,讓離鄉村民參與鄉村治理,從“含羞草”變成“向日葵”。在農村經濟發展方面,建議建立防止返貧長效機制,發展鄉村互聯網經濟。特別是在產業扶貧領域,鼓勵互聯網平臺與農村的合作,讓農村特色商品、創業項目與線上市場需求相匹配,探索“新農人+新合作社+ 新電商平臺”的新型集體經濟模式。在農村公共服務方面,借助發展“新基建”機遇,用互聯網加速農村公共服務發展,建立關愛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的網上服務體系,設立網上圖書館、網上民俗館等,讓互聯網發展紅利虛實兼顧,惠及廣大農民。此外,發揮互聯網工具優勢,大力筑牢鄉村應急體系工作,應總結此次防控經驗,在我國農村地區搭建起日常、高效、長久的“防疫墻”,借助互聯網平臺的優勢,用“互聯網+”打通鄉村應急體系的“最后一公里”。(本報記者 宋玨遐)

  鞏固脫貧成果拓展農民就業增收渠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nbsp;體現在“三農”領域,就是要拓展農民就業增收渠道,讓外出務工的農民就近就業創業,讓返鄉的農民工能打工、有收入。

  面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帶來的沖擊,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六?!弊鳛榻衲辍傲€”工作的著力點,其中保就業實為當務之急。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對于脫貧攻堅中出現的農民工就業問題,特別是因疫情原因可能造成的“返鄉潮”和返貧現象,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江西農業大學副校長劉木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對脫貧攻堅造成了不小的困難與挑戰。它既增加了農村貧困戶的脫貧難度,也增加了已脫貧農民返貧及非貧困戶因疫致貧的風險。脫貧攻堅是黨中央給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2020年時間已過1/3,任務之艱巨、時間之緊迫,無論“督”還是“戰”都必須拿出較真碰硬的態度和只爭朝夕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

  他說,疫情造成了很多往年外出務工的農民留在了農村,甚至還出現進城務工農民的“返鄉潮”,各級各部門需高度重視,精準施策應對這一“硬骨頭”,切實解決企業復工復產和農民工返崗就業的困難,千方百計增加農民工資性就業收入,設法通過各種政策的精確應用來穩住和提高農民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貧困戶、潛在的返貧戶和新增貧困戶,則要增強更有效的技術、貸款、保險、補貼等幫扶力度,比如,解決農產品出售困難、加大春耕春播的支持和政策宣傳、加大支持發展農家樂、農村自媒體電商、農村物流,提供有針對性的培訓指導服務、多渠道提高農民養老金、落實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等。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主任羅志軍在提案中表示,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根本途徑,對脫貧攻堅具有拉動效應。受當前國際形勢影響,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創業就業難度加大;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春節假期延長,部分企業停工減產,就業扶貧遭受沖擊,產業扶貧形勢嚴峻,消費扶貧對接受阻,將有可能導致一些深度貧困地區農民工下崗失業甚至被動返鄉,返貧致貧風險加大。

  為此,他建議,在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成果過程中,高度關注農民工返貧現象。一方面要積極推動農民工工作職業化,落實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繼續加大人社部門“春潮行動”、扶貧部門“雨露計劃”工作力度,推進就業扶貧行動和對外勞務協作,促進農民工與用人單位對接,實現多渠道穩定就業。通過開放性院校、職業技術學校等開展新技能新崗位免費培訓,完善技術工人評估認證制度,探索突破傳統職業技能鑒定路徑,培育更多農民工成為高技能人才,保持穩定的就業崗位和相同的薪酬待遇。鼓勵打破戶籍歧視和地域歧視,對招聘新生代農民工的單位和企業給予政策優惠,創造新時代的“人口紅利”。

  另一方面,應積極推動農民工保障市民化,健全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戶籍改革等方面著手,保障其依法享有參加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的權利;提供公租房、廉住房、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等,解決不同層次農民工的住房需求;為農民工的隨遷子女入學和高考提供便利,著力斬斷貧困代際傳遞。幫助農民工融入社區、參與工會、加入社團,提供人文關懷、職業服務和心理疏導,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為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提供寶貴資源。

  與此同時,還要積極推動農民工幫扶精準化,加強部門聯動,在深度貧困地區輸出地建立農民工致貧返貧的監測預警機制,將致貧返貧農民工及時納入幫扶。在輸入地建立城鄉統籌聯動、順暢有效的就業信息服務網絡,及時發布需求信息,為失業農民工提供就業機會。加強農民工輸入地與輸出地社會保障方面的接續和匹配,為失業農民工提供兜底性的生存保障和社會安全網,切實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現象發生。

  長期堅持鼓勵農民工外出務工、回引農民工回鄉創業,把服務保障農民工作為一項戰略性工程來抓。他表示,為應對可能出現的農民工“返鄉潮”,應進一步出臺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農民工進入家政、家庭康養、農家樂、民宿等服務行業;從優秀農民工中,大力回引和培養一批基層干部、致富帶頭人以及能工巧匠,帶動鄉里共同致富;大力開展農民工培訓,并把培訓與農民工回引、創業規劃結合起來,發揮好培訓的杠桿作用;加快構建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的關愛服務體系,盡力解決農民工后顧之憂。同時,還要大力開展優秀農民工、返鄉創業者和關愛農民工的評選表彰活動。

  當前,疫情防控已進入常態化,各地已陸續出臺支持農民工就業、拓展增收渠道的相關政策,如擴大鄉村基礎建設財政投資,增加更多工作崗位;幫助農業生產企業協調解決用工問題,引導返鄉和留守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包括優先支持貧困勞動力務工就業,安排扶貧龍頭企業、扶貧車間、產業扶貧基地復工復產;通過加強農村互聯網建設,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分析精準采集就業信息,合理規劃本地區貧困戶外出方向,為廣大農民工的正常外出務工提供指導和幫助。(本報記者 謝利)

責任編輯:李昂
卖黄色赚钱 贵州快3开奖时间 百度彩票论坛 浙江20选5每周 2019年香港今晚开奖结果 信富配资 福建快三今日走势图 获取股票信息 韩国快乐8(11位)走势图 贵州体彩11选5 分分彩如何看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