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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堅: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科研助力

  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核心,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是當前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變, 但2019年以來確實面臨著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復雜局面。如何更好地防范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為此記者專門采訪了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丹佛校區)摩根大通商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楊堅。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丹佛校區)摩根大通商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楊堅

  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須依靠高質量的科學研究

  《金融時報》記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被放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極為重要的地位。要防范首先就必須通過研究來了解。目前我們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研究和了解現狀如何?

  楊堅: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研究現階段至少有兩個特點。其一,到目前為止,有關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理論研究嚴重滯后,尚不能夠對實踐起到有效的指導作用。這一點反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和防范的挑戰性和特殊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研究目前以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為主導方向。實證經驗研究是現代經濟學的基石之一,也是使經濟學離按照“自然科學”標準來定義的科學性最為接近的部分。經濟學家常常被認為是主張太多,證據太少。近年來已經引起一定反思。2019年經濟學諾獎獲獎夫妻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就大力提倡經濟學家應該進行嚴謹、基于證據的科學研究。因此,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應以講求科學證據的實證經驗研究為主導。

  其二,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有別于大部分經濟金融研究的另一點,在于它常常源于金融監管的實際需要,并且通過互動可望對金融監管政策和實踐產生實質影響。這也從政策研究的角度凸顯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以實證經驗研究為主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與之類似的是, 美聯儲貨幣政策制定者從2012年開始使用“依賴數據”一詞描述他們貨幣政策的決策方法, 特別強調決策者在復雜經濟狀況下必須分析最新經濟數據才能做出適當決策的觀點。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2018年也提出要在政策制定中重視深度定量分析。

  具體到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雖然數量不少,但還比較缺乏高質量的相關科學研究。絕大部分研究還只是停留在如何更好地定量衡量系統性金融風險水平,還需要基于數據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和發生機制做較為深入的分析。沒有對這些影響因素和發生機制的了解,就難以及時評估一系列采取的預防性監管政策是否到位、有效,也難以真正幫助有效防范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此外,相關研究還需要考慮到國際金融體系的風險傳遞可能對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這方面一個好的借鑒是, 美國能夠比較成功地應對2007年至2008年系統性金融風險引發的金融危機,一定程度上明顯得益于包括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內開展的大量關于1930年代大蕭條經濟金融危機的高質量研究。

  科學研究有助于提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金融時報》記者:您今年12月發表了論文《國際溢出視角下中國金融機構風險網絡的首次分析》,對于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分析和防范提供了不少獨特見解。能否結合這項研究成果,談談科學研究如何有效助力防范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

  楊堅:這個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了中國的宏觀調控應該有“前瞻性、針對性、 有效性”。這一點完全適用于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研究和防范。因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爆發時一定表現為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通常表現為金融市場預期會有急速劇烈的變化。因此,沒有一定前瞻性的研究肯定也難以對這類決策起到真正的有效幫助。高質量的科學研究也必須深入探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因素和發生機制,才能讓監管政策有的放矢。

  我們這項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的經歷也較好地表明,科學研究是能夠更好地幫助提前識別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助力于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動工于2016年初的這項研究,使用2008年至2015年期間金融機構股價數據,分析得出股份制銀行(和一些城商行)而不是四大國有銀行在那時和之后一段時間可能引發更多金融風險的結論?;痉治鲈?016年年中就完成講座匯報并在2017年5月作為中國央行工作論文發表。這個結論一開始看起來與直覺印象相去甚遠,但后來卻得到多方確證。在我們預先判定為主要風險傳遞者的幾家股份制銀行中,在2018年左右,至少有兩家被媒體報道出現嚴重貸款問題并被罰款。之后得到的更詳細具體的其他信息進一步確認,這個科學研究的結論是合理的,實際上反映了股份制銀行和一些城商行該期間在資產管理上承擔過多風險,中國出現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一定程度上其實都與資產管理業務無序擴張有關。比如在2012年至2015年期間,持有的風險理財產品占四大國有銀行總資產的比例仍然很小,穩定在約2%,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持有量則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急劇增加,到2015年達到約20%。

  使用公開的金融市場數據一直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這是因為即便市場功能未必是百分之百的有效,金融市場數據還是能夠很大程度上吸收金融機構的方方面面信息,包括很多已經存在但延遲披露的,甚至可能部分不公開的信息。從國際范圍看,這一點尤其明顯。此前我與現任廈門大學王亞南研究院副院長周穎剛教授合作的關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后歐美系統性金融風險傳遞的研究,發現金融機構的信用違約掉期(CDS)數據在那期間能夠前瞻性地揭示雷曼兄弟破產之后引發的巨大系統性金融風險??上М敃r剛興起不久的CDS市場的數據信息未能得到充分重視,我們的發現也是事后才得到歐美金融監管部門的關注。

  較高頻率市場數據的使用對及時和動態識別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變化很重要,也唯有如此才能配合實時監管跟蹤。這一點需要金融監管部門更多地注意。在此意義上,及時使用公開的最新金融市場數據,對確保系統性金融風險監管的有效性尤其重要。最后還必須注意到系統性金融風險在不同時點上,在不同金融市場數據上提前反映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最大程度地綜合考慮關于金融機構的各種金融市場數據,并經過正確處理和深入分析,才能更好地對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提供有用的前瞻性信息。

  科學研究有助于提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的針對性

  《金融時報》記者:在您看來,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有哪些突出的特點和影響因素?近年來防范金融風險的一系列政策成效如何?

  楊堅:我們這項研究對于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形成和影響因素提出了一系列新見解,在這項研究發表作為2017年央行工作論文發表后,其中一部分發現已經被其他后續研究驗證。更重要的是,我們研究的主要發現也與2017年以來一系列的中國金融監管政策比較一致。我認為,近年來中國防范金融風險的一系列政策基本方向是正確的,有針對性的,盡管監管調控的力度可能見仁見智。具體來說有以下四點:

  其一,盡管中國金融體系是以商業銀行為絕對主導,中國商業銀行的規模和影響力讓非銀行金融機構相形見拙,但非銀行金融機構已經是可能引發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來源之一。中國商業銀行已經非常明顯地受到非銀金融機構的金融風險傳遞的影響。我們還發現,在2008年至2015年期間,從股市的表現和金融風險傳遞的角度看,中國的保險公司與商業銀行表現很相像。這個發現也第一次為2018年的銀保監合并提供了明確的科學證據,在體制上更加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也與歐美國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采取的加強針對各種類型金融機構的統一監管完全一致。

  其二,如前面談及的,股份制銀行而不是四大國有銀行更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傳遞。因此,2017年以來壓縮金融機構的高風險資產約16萬億元的政策措施,是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正確措施。

  其三,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還必須關注來自全球金融體系的風險傳遞。一些主要國家的金融部門已經對中國金融部門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風險傳遞。但另一方面,中國金融部門在2015年底就已經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部門,尤其是對亞洲主要發達國家如日本的金融部門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力。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國際溢出效應需引起關注。

  其四,對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傳遞的諸多影響因素,我們進行了全面的實證分析。盡管包括民間借貸等其他因素在內單獨來看可能是顯著影響因素,但綜合來分析,實際上只有市場化的利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準貨幣供給等這些與貨幣政策有關的宏觀層面因素,以及金融機構的杠桿率和流動性等微觀層面因素,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傳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以定量的科學證據表明,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宏觀審慎)政策不能根本分開,中國的貨幣政策必須配合金融穩定政策。近幾年央行的貨幣政策顯然考慮到這點。同時,宏觀層面政策因素和宏觀審慎管理也必須與微觀審慎管理相配合才能更有效防范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2017年以來降低金融機構的杠桿率,并壓縮金融機構的流動性較低的高風險資產都是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根據我們的科學研究證據,確實會有助于防范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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