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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際金融十大新聞

  破解全球經濟增長困局——2019年全球經濟金融回顧與展望

  中國銀行董事長 劉連舸

  2019年,全球經濟下滑超出預期,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升級,貨幣政策不得不同步轉向寬松,低利率乃至負利率成為常態。全球經濟正在陷入“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困局。然而,我們也欣喜地看到,《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除印度外的15個成員國完成了所有文本談判。以亞洲為代表的區域一體化試圖打破當前國際經貿合作僵局,拓展經濟增長空間。與此同時,與發達國家政策愈發“內向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入世界,金融市場進一步敞開懷抱??v觀全年,“困局”與“破局”成為2019年全球經濟運行中最重要的關鍵詞。

  困局之一:貿易繼續低迷。2019年年底之前,國際貿易摩擦沒有緩和跡象,范圍反而不斷擴大,不僅美國對主要貿易伙伴中國、歐盟、日本等揮起關稅大棒,日本與韓國之間貿易沖突也在升級。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2019年5月16日至10月15日的半年內,貿易限制措施所覆蓋的貿易量達到4604億美元,較上個記錄期(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5月15日)擴大了37%。受此影響,全球貿易不僅價格低迷,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一度跌至3年低點,而且出現量的萎縮。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CPB)的數據顯示,全球貿易量在2019年一二季度分別下降0.3%和0.7%。WTO已將2019年全球貿易增速預期從4月的2.6%下調至10月的1.2%,下調幅度之大為歷史罕見。這也是自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速連續第9年低于GDP增速,表明貿易已經無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困局之二:經濟全面下行。貿易摩擦導致的不確定性影響了全球投資消費信心,經濟增長受到嚴重沖擊。其中,制造業是影響最為直接的行業,摩根大通全球制造業PMI指數連續6個月位于榮枯線以下。在2016年至2018年連續3年下降的基礎上,全球直接投資在2019年上半年較2018年下半年繼續萎縮23%。全球90%以上的經濟體出現增速下滑,GDP增速創2009年以來最低。其中,發達經濟體下滑幅度較大,美國、歐元區GDP增速可能較上年分別下降0.6個和0.8個百分點。新興經濟體也不容樂觀,亞太、中東、拉美等地區出現放緩,近年來的“經濟明星”印度GDP增速更是出現連續7個季度的下降,2019年三季度印度GDP增速僅為4.5%,創6年來最低。

  困局之三:政策空間收窄。全球經濟低增長的困境迫使宏觀政策作出調整,主要央行貨幣政策集體轉向寬松。美聯儲的轉變最為明顯,從2018年的加息轉為2019年的連續3次降息,不但停止了縮表,還變相擴表,僅花了兩個月時間就將過去21個月的量化緊縮規?;謴土?0%左右。無論是預防性降息還是被動式降息,全球已有超過30個經濟體的央行下調了基準利率,其直接結果就是全球利率中樞的普遍下移,歐洲(除英國外)主權債券已全面陷入負利率。根據巴克萊全球債券指數,截至2019年10月15日,全球負利率債券規模高達13.4萬億美元,較2018年6月增長了79%。長期低利率乃至負利率不僅會削弱金融機構的盈利前景,加劇其冒險行為,誘發金融系統性風險,更會壓縮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在下一輪危機到來之前,全球央行可能陷入“無藥可用”的境地。

  窮則思變,不破不立。破解全球經濟增長困局不僅需要學界、企業界的智慧和擔當,更需要政治家們的遠見和魄力。

  破局之一:以開放合作抵御逆全球化。歷史已經證明,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大勢。面對近年來不斷興起的逆全球化風潮,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主動作為。在亞太,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正在加快,RCEP的15個成員國結束了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性所有市場準入談判;在歐洲,歐盟與日本簽署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正式生效,與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場經過20年的艱難談判后也終于達成自貿協定;在非洲,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開始正式運行。在當前多邊貿易機制遭受嚴重挫折的背景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得迅速發展,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逐漸成為國家之間開展經貿合作的重要手段。

  破局之二:以科技創新助推實體經濟。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低迷,究其根本,在于傳統經濟模式已后繼乏力,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各國生產同質化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各國需要在創新中尋找出路。只有加快推動科技創新,積極培育新產品和新業態,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才能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當前,主要大國均加快了技術研發和科技創新力度,試圖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搶占制高點,贏得增長的先機。人工智能、語音識別、自動駕駛、5G等一系列高科技產業正在興起,有望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強心劑”。

  破局之三:以結構調整化解政策局限。過去10年的經驗表明,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正日益被削弱,而高額的政府債務又限制了發達國家的財政政策擴張空間。2019年,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平均已達104.1%,預計2020年將進一步上升至104.8%。印度等“雙赤字”(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國家以及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中東、拉美等新興經濟體也難以通過財政刺激來應對下行壓力??梢?,要解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困境,不能單純依靠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刺激,還需著力解決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激發新的增長潛力。例如,2019年,中國相繼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加上已經實施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國內推進的區域化戰略將加快要素流動,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金融開放新11條、QFII/RQFII投資額度取消等標志著中國金融雙向開放政策不斷落地,有助于中國建立多元化、競爭高效的金融體系。

  展望2020年,在全球貿易摩擦未見根本好轉、國際直接投資依然低迷、全球政策調整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全球經濟仍有繼續下滑的風險。全球各國迫切需要打破樊籬,著眼未來,共建開放、合作、創新、共享的世界經濟,推動世界經濟早日回到強勁增長的軌道。

  一、全球主要央行紛紛降息 “寬松潮”下貨幣政策面臨兩難

  事件  2019年以來,超過30個經濟體宣布降息,美聯儲連續3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并于8月提前停止縮表,歐洲央行9月宣布降息并重啟量化寬松(QE),日本央行釋放進一步寬松信號,印度、印尼、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央行紛紛降息,全球央行“寬松潮”引發市場關注。

  點評人:朱民(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

  貨幣寬松旨在應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2019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速逐季放緩,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全球貿易摩擦持續,市場悲觀預期蔓延。截至2019年10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業PMI指數連續6個月位于榮枯線以下。WTO將2019年全球貿易增長預期由年初預計的2.6%大幅下調至1.2%,自2011年以來連續第9年低于GDP增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19年全球約90%的經濟體GDP增速出現下調,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GDP增速均較2018年下降0.6個百分點。全年經濟增速預計將創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

  面對經濟下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并不能一勞永逸。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央行相繼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支持經濟走出危機低谷。但是,降息和量化寬松對經濟的刺激效果逐步遞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10年,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動力不足,通縮壓力仍存。寬松貨幣政策不僅無法完全抵消周期性因素及貿易摩擦等巨大沖擊的影響,其負面作用也逐步顯現。新一輪貨幣寬松可能進一步推高相關風險。長期低利率乃至負利率,促使金融市場投資者追逐較高收益,配置風險更高、流動性更差的資產,使得全球金融市場風險明顯上升。例如,全球養老基金大幅增加私募股權、房地產等另類資產投資配置,另類資產占比達到四分之一,養老基金穩定市場的作用被削弱。同時,在寬松貨幣環境下,全球股市保持上漲勢頭,與經濟下行形成巨大反差。截至2019年12月底,MSCI全球、MSCI發達市場、MSCI新興市場指數分別較年初上漲23.7%、24.9%和14.8%,部分國家資產價格泡沫加劇。此外,全球債務繼續攀升,截至2019年6月,全球非金融部門債務規模達到189.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占GDP比重達239.5%,較2018年末上升2.4個百分點。全球金融市場日益呈現出高泡沫、高債務、高風險的特征。一旦發生新的負面沖擊,可能導致風險集中釋放甚至金融危機。

  與此同時,經歷上一輪貨幣寬松政策周期后,貨幣政策空間普遍收窄。貿易摩擦沖擊使得全球經濟掉頭向下,貨幣政策正?;M程被迫中斷。2019年8月美聯儲開啟本輪降息前,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較2007年9月降息前低2.75個百分點;歐元區存款便利利率較2008年11月降息前低3.75個百分點,處于負利率區間;日本央行政策利率較2008年10月降息前低0.6個百分點,處于負利率區間。全球主要央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應對新一輪經濟下行壓力的空間十分有限。

  當前,運用貨幣政策實施逆周期調節確有必要,但是金融風險加大、寬松空間收窄都對政策實施形成制約,貨幣政策面臨兩難。未來,各國需要加強國際政策協調,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助力經濟企穩回升;同時深化結構性

  改革,加快科技創新步伐,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帶領全球經濟回到穩定持續增長軌道。

  二、中美貿易談判一波三折 貿易摩擦拖累全球經濟增長

  事件  2019年以來,中美貿易談判經歷多輪波折反復。1至4月整體形勢有所好轉。5至9月摩擦再度升級,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約2000億美元產品上調關稅稅率,另對額外約1100億美元商品加征15%關稅。對此,中國給出相應反制措施。10月,中美第13輪高級別經貿磋商取得實質性成果,中美再次進入談判磋商階段。12月13日,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達成一致。

  點評人:張宇燕(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盡管中美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關稅水平由升轉降,向市場釋放了積極的信號,但是,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仍籠罩在貿易保護主義之下。除中美貿易摩擦之外,美歐、美日等地區的貿易摩擦仍在持續,日韓之間也在下半年爆發了嚴重的貿易沖突。保護主義持續升級將通過貿易、價值鏈、科技創新等多個渠道對全球經濟產生沖擊。

  貿易摩擦拖累全球經濟增長。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背景下,市場不確定性加大,制造業遭受沖擊,國際貿易持續低迷。IMF報告顯示,2019 年上半年全球貿易增長率為1%,是2012年以來最低水平。WTO預測,2019年全球貿易增速僅為1.2%,大幅低于2018年3%的增速。處于摩擦漩渦內的中美兩國,預計2019年經濟增長將分別下降0.5個和0.6個百分點。中美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貢獻率接近40%,兩國經濟增速同時下滑將不可避免地拖累全球經濟增長。預計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0%,較2018年下降0.5個百分點。

  貿易摩擦將通過價值鏈傳導,對外圍國家和地區產生負面沖擊。中美貿易摩擦使全球價值鏈擴張受阻,上下游企業和利益相關者都將會受到沖擊。中國是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超過60%的貿易是中間產品,是亞洲生產網絡和產業價值鏈核心,對亞洲各國出口貢獻的增加值最多。受貿易保護主義直接或間接影響,韓國、新加坡等貿易占GDP比重較高的經濟體受到沖擊。韓國出口連續12個月負增長,新加坡2019年前三季度GDP平均增速較上年同期下降3.2個百分點。美國作為美洲生產網絡中心,是拉美第一大貿易伙伴。保護主義使得依賴資源出口和外部市場的拉美國家壓力普遍加大。智利和厄瓜多爾等國經濟大幅下滑,居民收入降低,物價攀升,國內發生騷亂,經濟秩序陷入混亂。

  科技產業價值鏈合作遇阻,全球創新經濟發展受到制約。全球經濟復蘇低迷,除了受貿易保護主義影響,還在于科技革命紅利減弱,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全球新一輪科技變革和新產業、新業態及新商業模式,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重點。遺憾的是,目前保護主義正加速擴散到投資領域,各國投資限制政策趨嚴,限制了對創新經濟的支持。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2018年,約有55個經濟體出臺了至少112項影響外國投資的措施,加強限制或監管的比例創下2003年來新高。比如,美國推出《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歐洲出臺《歐盟外資審查框架法案》,近期日本又通過修訂后的《外匯與外國貿易法》,強化對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領域和戰略敏感行業的投資限制。

  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無論是主要貿易大國之間的互征關稅措施,還是主要發達國家針對外資審查政策的調整,本質上都不利于經濟全球化,不利于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長遠發展,將對全球經濟穩定、產業價值鏈重構和創新產業發展帶來持久沖擊。

  三、英國“脫歐”再度延期 歐洲政治經濟局勢考驗市場信心

  事件  2019年10月19日,英國議會下院以322票支持、306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一項針對“脫歐”協議立法程序的修正案。修正案的通過使得英國首相約翰遜主導的無協議“脫歐”進程受阻,約翰遜被迫于10月19日致信歐盟申請“脫歐”延期。目前,英國“脫歐”期限已延長至2020年1月31日。雖然保守黨在12月12日舉行的大選中勝出,但何時能“脫歐”仍然有不確定性。

  點評人:賀力平(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系教授)

  英國國內分裂形勢加劇成為“脫歐”再度延期的根本原因。英國首相暨保守黨領袖約翰遜與英國議會最大反對黨工黨領袖科爾賓之間的對立成為“脫歐”進程中最大的政治風險。自2016年以來,英國先后經歷了特蕾莎·梅所主推的“協議脫歐”以及約翰遜所主推的“硬脫歐”,但均未能在英國議會獲得通過。英國議會內部意見分歧嚴重,三種主要思潮——“協議脫歐”“硬脫歐”“留歐”均無法占據絕對優勢?!懊摎W”議題成為政黨競爭的焦點問題和矛盾核心,日趨嚴峻的分裂形勢使英國“脫歐”深陷政治僵局。

  一方面,首相約翰遜代表的保守黨堅持無協議“脫歐”,承諾將帶領英國在2020年1月底徹底脫離歐盟,結束持續3年的拉鋸戰。他呼吁將政府的工作重心從“脫歐”問題中解脫出來,重新著力于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工黨領袖科爾賓則堅持再次舉行全民公投,把“脫歐”問題重新拋給民眾。他呼吁與歐盟重新談判,達成一份新的“脫歐”協議并最終交由全民表決。二者的矛盾是保守黨與工黨之間政見對立的直接表現,也是議會內部分裂在“脫歐”問題上的集中反映。

  不確定性已成為影響英歐發展的重要根源。英國“脫歐”再度延期帶來的不確定性,對英國、歐盟乃至全球經濟都已產生負面影響。對于英國而言,“脫歐”結果直接影響到英國經濟和英國央行的貨幣政策。英國與最大貿易伙伴歐盟之間的貿易關系走向、英國央行如何平衡“脫歐”后潛在的通脹與促進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此外,“脫歐”前景的不確定性對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已形成顯著沖擊,營商環境的變化促使部分在英企業將總部從倫敦逐步向歐洲本土的法蘭克福、巴黎、盧森堡等中心轉移,部分訂單逐步撤出英國市場。歐盟經濟所受影響亦不容小覷,以德國為代表的、與英國經貿關系密切的國家面臨進出口上的不確定性,相關行業有衰退風險。債務問題和“脫歐”僵局久拖未決,歐洲經濟復蘇下行風險隨之增加。

  英國金融市場表現受“脫歐”不確定性影響波動明顯。自2016年公投以來,英鎊對美元貶值約13%,短暫觸及數十年低點,英鎊對歐元和人民幣等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也出現同步下跌;英國國內銀行的借貸成本在無序“脫歐”風險增加時期大幅攀升,銀行業風險敞口加大,信用前景蒙上陰影;投資者對英國企業前景持謹慎態度,英國富時100指數走勢遠低于歐洲股市。

  “脫歐”前景不明,歐洲政治經濟局勢面臨挑戰。近年來,在歐元區經濟復蘇緩慢、內外移民問題棘手的大背景下,歐盟主要國家極右翼勢力抬頭,反建制、反歐盟、反全球化思潮吸引了部分歐洲民眾的眼球。極右翼思潮在歐盟內部具有傳染性與破壞性,對歐盟一體化形成了嚴峻的挑戰。英國“脫歐”懸而未決無疑增加了歐洲內部分裂的系統性風險,助長了極右政黨和民粹主義勢頭,反歐盟化傾向加重,對歐洲政治經濟局勢形成了嚴峻的挑戰。

  四、臉書首發天秤幣白皮書 全球貨幣體系面臨挑戰

  事件  2019年6月18日,臉書(Facebook)發布天秤幣(Libra)白皮書,宣布將聯合多家行業機構發布數字貨幣Libra,目的是建立一套簡單的、無國界的貨幣和為數十億人服務的金融基礎設施。Libra白皮書發布后引起巨大反響,考慮到各國監管態度,Libra短期內很難推出,但這一構想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想象空間。

  點評人:吳富林(中國銀行副行長)

  Libra是由Facebook提出,擬與多家行業機構推出的加密數字貨幣,主要功能是為Facebook用戶提供全球范圍內的跨境交易和結算服務,方便資金的跨國轉移。

  各界對Libra看法存在分歧。Libra項目一經宣布即引起全球監管層、業界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紤]到Libra在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等方面存在漏洞,國外監管部門對Libra大都持謹慎態度,認為在解決這些風險點前,Libra不應推出。我國專家學者對Libra也有爭論,部分學者認為Libra一旦推出將對各國貨幣主權及貨幣政策調控帶來影響,一些國家貨幣可能面臨退出風險。也有學者認為Libra意義深遠,該項目或其他類似項目將推動全球貨幣體系深刻變革。

  Libra將對國際貨幣體系帶來挑戰。Libra推出后將對電子支付、貨幣政策、金融穩定、金融生態,尤其是對國際貨幣體系等領域產生沖擊。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對以美元信用本位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內在不穩定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Libra的設想為全球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想象空間,其對貨幣體系的挑戰可能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是美元霸權進一步強化。Libra以一籃子貨幣為信用背書,這將強化籃子貨幣(特別是美元)的競爭力。對于未被納入籃子的貨幣,可能會逐步邊緣化,一些國家貨幣主權會受影響。尤其Libra貨幣籃子中美元權重為50%,這事實上強化了美元的地位。一旦Libra運營成熟,并與美國政府進行合作,Libra極有可能成為以美元為信用背書的官方數字貨幣,這將在全球數字金融領域形成壟斷,繼而強化美元的霸權地位。二是形成多元貨幣體系格局。若不被美國政府控制,Libra推出勢必挑戰美元作為主要結算貨幣的地位。對于其他主要結算或儲備貨幣,例如歐元、日元,在Libra介入后,其使用范圍也會受影響。對于部分已呈現出“美元化”趨勢的國家,由于Libra幣值相對穩定,同時在跨國交易結算方面便利程度較高,對這些金融基礎設施落后的國家有極大吸引力,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推動“去美元化”。Libra或將成為重要的結算和計價貨幣,最終形成多元貨幣體系格局。

  我國應抓住機遇推進數字貨幣研發。一是要提高對數字貨幣的重視程度,積極與國際組織和各國央行展開合作,跟蹤Libra等數字貨幣最新

  動態,積極尋求機會參與數字支付全球治理。二是要盡快開展我國央行數字貨幣推廣工作,并對數字貨幣可能存在的漏洞進行技術評估和校準,以在全球數字貨幣領域爭取更多話語權,為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出貢獻。

  五、TLAC政策正式實施 全球大型銀行加大資本補充

  事件  2019年1月1日,《總損失吸收能力原則及條款》(TLAC要求)正式在美國、歐元區、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實施。面對進一步提升的資本要求,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正掀起新一輪資本補充浪潮。

  點評人:陳衛東(中國銀行研究院院長)

  為確保銀行具有充足的損失吸收能力,減輕“大而不倒”產生的溢出效應,2015年11月,金融穩定委員會(FSB)通過了針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的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監管要求。要求規定,自2019年1月1日起,G-SIBs的TLAC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值(TLAC充足率)不得低于16%,TLAC資本與表內外風險暴露比值(TLAC杠桿率)不得低于6%;自2022年1月1日起,TLAC充足率和杠桿率分別不得低于18%和6.75%??紤]到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債券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仍有待提升,FSB給予中國6年過渡期,將TLAC充足率和TLAC杠桿率的達標時間分別推遲至2025年1月1日和2028年1月1日。

  面對TLAC要求,納入G-SIBs名單的大型銀行積極應對。2019年初,除中資銀行外的G-SIBs均已達到2019年的監管要求。發行TLAC工具成為全球大型銀行主要應對措施。從種類看,TLAC工具主要以高級無擔保債券為主。2016年至2018年,G-SIBs年均發行TLAC資本規模在3500億至4000億美元。2018年,G-SIBs共發行TLAC工具3600億美元,其中,高級無擔保債券2480億美元,占比68.9%,而其他一級資本、二級資本和非優先高級債券占比分別為10%、6.7%和14.4%。日資G-SIBs、法國巴黎銀行以及瑞士G-SIBs還發行了綠色TLAC債券。從幣種看,2018年發行的TLAC工具中67%是以美元計價、19%以歐元計價、7%以日元計價。從發行期限看,主要以5年期和10年期品種為主。從評級看,95%的TLAC債券屬于投資級,其中55%都處于穆迪3A或標普A-及以上。從投資者看,資產管理公司是TLAC工具的主要投資者。

  除發行TLAC債券外,全球大型銀行還綜合運用提升利潤留存、壓降風險加權資產等方式實現TLAC達標。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國家監管機構也通過調整和優化監管政策,適度降低本國機構的達標難度。比如日本金融廳將存款保險基金納入TLAC工具,并通過修改《銀行破產法》降低TLAC工具的融資成本。

  雖有6年過渡期,但FSB規定,如果中國金融債(政策性金融債除外)和非金融企業債余額占GDP比例超過55%,中資G-SIBs就要提前實施TLAC。與國際同業相比,中資G-SIBs的TLAC達標壓力較大:以2018年末資產計,中資G-SIBs距22%的TLAC充足率要求存在3.5萬億元缺口(折合5102億美元)。近年來,中資G-SIBs系統重要性評分不斷上升,由此將導致更高的附加資本緩沖要求,這些資本緩沖將從TLAC資本扣除,進一步增加達標難度。另外,FSB對銀行持有TLAC工具實施了嚴格監管,潛在投資者不足成為制約中資G-SIBs實現TLAC達標的又一掣肘因素。

  當前,全球經濟呈現低增長和低利率發展特征,國際大型銀行面臨較大經營壓力。面對TLAC要求,通過在低利率環境發行大量TLAC工具是較明智的應對策略,全球大型銀行的資本補充浪潮還將持續推進,其對全球金融體系乃至實體經濟產生的影響值得關注。

  六、沙特遇襲引石油價格波動加大 地緣政治風險溢價上升

  圖為2019年11月11日,在阿聯酋阿布扎比拍攝的阿布扎比石油和天然氣國際會議暨展會現場。

  事件  2019年9月14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兩處石油設施遭到數架無人機襲擊。受此事件影響,公司的石油產能減少了一半,減至每日570萬桶,約占沙特石油日產量的50%,占全球石油總產出的5%左右。此事件導致油價短期飆升,次日布倫特原油價格飆升至71.95美元/桶,漲幅達19.5%。

  點評人: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特任教授、國務院參事)

  石油作為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國際原油價格走勢對世界經濟發展以及國際格局變遷的影響深遠。

  沙特遇襲轟動世界,原油減產引起油價飆升,體現了石油供給鏈的脆弱性。受襲的布蓋格煉油廠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凈化廠,承擔著沙特近70%的原油提煉,許多石油加工廠對于無人機等襲擊無有效防御措施。事件發動者表示將發起更多類似襲擊,石油產業的產油及煉油設備安全如此不堪一擊,原油供給的軟肋將進一步受到政治沖突的挑戰。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石油需求疲軟,出口重心東移。事件發生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迅速恢復石油產能,加上石油供過于求的現狀,沙特遇襲引起的油價短期漲幅已全部回吐。2019年,全球經濟下行趨勢明顯,制造業首當其沖,對原油的需求也將大幅縮水。同時,沙特正在著手推進能源出口重心戰略性東移的規劃。石油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需品”,未來對亞洲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印度等國家的需求勢必成為產油國追逐的焦點。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影響力減弱,石油定價權之戰暗流涌動。雖然OPEC計劃減少石油產出以提高油價,但由于經濟增長放緩且國際政治情況復雜,OPEC成員國受財力所困,亟須增加出口,維持經濟發展。因此,減產計劃的執行情況有待進一步考察。美國的頁巖革命使其原油產量大幅攀升,這將進一步減弱對中東地區的能源依賴,也有可能減少對相關國家的政治優惠,以進一步提升或鞏固在石油定價權爭奪中的地位。此外,在當前原油整體供過于求的大背景下,許多亞洲消費國成為石油生產國爭搶的顧客,石油話語權有向買家轉移的趨勢。多方力量博弈,未來油價的決定方式及定價權更迭將充滿變數。

  各國積極尋找替代能源,防范油價大幅動蕩的負效應。此次沙特原油設施遇襲事件為各國能源安全敲響警鐘,過度依賴石油進口將對本國經濟穩定性造成威脅。各國積極發展石油的替代能源,減少原油價格波動的潛在影響。2019年9月,原油價格飆升后,日本取消了從沙特進口價值100億美元的石油訂單,并將這些資金投資于國內的天然氣產業,鼓勵國民使用天然氣,減少對石油的依賴。擁有全球最大頁巖氣儲量的加拿大主動與中國進行談

  判,希望將天然氣輸出到中國。原油在能源產業的地位或將被逐步削弱,天然氣、新能源等其他能源的開發和使用有望加強。

  未來,全球原油市場將踏入地緣政治因素、經濟因素交織作用的新周期。中東地區地緣政治風波不斷,突發事件頻出,進一步提升原油風險溢價水平,扭曲市場定價機制,原油價格的大起大落將難以避免。美國頁巖油革命的興起將重塑能源格局,新生力量與傳統能源供給大國之間的博弈愈演愈烈,石油定價權的角逐與較量將更加常態化、復雜化。

  七、RCEP文本談判全部收官 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提速

  事件  2019年11月4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第三次領導人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并發表聯合聲明,宣布15個成員國結束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性所有市場準入談判,下一步將啟動法律文本審核工作,致力于在2020年簽署協定。

  點評人:盛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勢頭上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持續7年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這對提振市場信心、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RCEP協議是一個現代、全面、高質量、互惠的自貿協定。與以往的雙邊及多邊自貿協定相比,RCEP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經濟體量龐大。當前,結束談判的RCEP15個成員國達22億人口,GDP達29萬億美元,出口額達到5.6萬億美元。RCEP達成后,將成為全球人口數量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覆蓋區域最大的多邊自貿協定。二是覆蓋范圍廣。RCEP協議共20個章節,覆蓋內容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準入、經濟技術合作、知識產權、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爭端解決等議題,充分體現了RCEP協議的現代性和全面性。三是開放程度高。在貨物貿易方面,RCEP范圍內的開放水平達到90%以上,高于WTO框架下各國的開放水平。在服務貿易方面,RCEP基于現有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東盟+1”自由貿易協定,大幅削減服務貿易領域的限制和歧視性措施。四是遵循互惠互利原則。由于RCEP簽約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協議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則等領域通過各種過渡性安排保證各國利益平衡,共享亞太經濟一體化紅利。

  RCEP談判取得重大進展將會對亞太經貿合作以及全球經貿規則治理帶來重大影響。第一,提振RCEP域內貿易和投資,打造域內產業鏈和價值鏈。RCEP協定是對現有的各個“10+1”自貿協定的升級,有助于促進域內勞動、資本、技術等跨境要素整合和自由流動,通過打造域內產業鏈和價值鏈,促進貿易、投資和經貿一體化。第二,吸引域外經貿投資,拉動全球經濟增長。RCEP達成后,對區域外的投資者來說,進入一個國家,就意味著進入到整個區域的國家,發展的市場和空間都會大大增長,有助于本地區吸引區域外的投資,進而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第三,為全球范圍內建立更加開放、包容的國際經貿規則治理體系提供經驗。RCEP在將5個“東盟+1”經貿規則納入統一規則治理框架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各國的利益平衡,滿足了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利益訴求,為以WTO為代表的多邊經貿規則治理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經驗。

  不可否認,RCEP當前仍面臨著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如印度在最后一刻放棄簽約,日本突發聲明表示將與印度同進退。從短期看,印度不加入主要出于對其國內產業的保護。當前,印度的最惠國平均關稅約為13%,從全球范圍來看仍屬較高水平。農業和制造業仍比較落后,與RCEP國家間貿易逆差明顯。然而,印度的退出實質上將其國內產業和相關企業排除在亞太區域產業鏈之外,不利于其國內長期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資本和技術積累以及產業升級。因此,印度需要在短期利益和長期受益中做出權衡,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加入RCEP。而中國加入WTO后的發展成就正是印度應該加入RCEP的最好例證。

2019年11月4日,第三次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領導人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

  八、阿根廷總統換屆引發市場震蕩 拉美政局波動加劇金融風險

  事件  2019年8月12日,阿根廷總統初選結果出爐,反對派費爾南德斯得票率超過47%,遠高于總統馬克里,引發阿根廷金融市場劇烈震蕩。10月27日,費爾南德斯成功當選新一任總統。2019年,拉美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不斷攀升、多國經濟出現衰退跡象、金融風險持續累積等問題值得重點關注。

  點評人:張禮卿(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阿根廷總統選舉成為金融市場動蕩的導火索。2019年8月,阿根廷正義黨候選人費爾南德斯在總統初選中意外領先,脆弱的阿根廷金融市場就開始出現劇烈波動,股、債、匯市出現大幅下挫,阿根廷股市Merval股指下跌超過37%,阿根廷主權債券價格平均跌幅達25%,阿根廷比索對美元匯率下跌22.6%,創下2015年以來單日最大跌幅。

  上述動蕩之出現,主要源于投資者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擔憂。費爾南德斯主張加強外匯管制,強化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實行更為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投資者擔心,費爾南德斯所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政府回歸后,馬克里政府始于4年前的各項市場化、商業化改革政策大多將被廢除或做出顯著調整,政府預算將會再度膨脹,而這些政策變化將直接危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阿根廷的經濟援助。盡管在馬克里政府當政期間,阿根廷的經濟狀況并不好,但注重市場的各項改革措施一度受到投資者的歡迎,并且得到了IMF高達570億美元的貸款支持。而費爾南德斯即將進行的調整,使得阿根廷未來的經濟政策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其反市場的政策傾向很可能使得投資環境趨于惡化。

  事實上,阿根廷危機不過是拉美地區經濟金融動蕩的一個突出案例而已。在拉美地區,多數國家的經濟嚴重依賴初級產品的國際貿易,經濟結構單一,整體經濟比較脆弱。面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單邊主義抬頭、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等外部沖擊,這一地區的政治風波、社會動蕩、經濟衰退與金融風險相互疊加,各種危機不斷蔓延。

  在政治方面,2019年,阿根廷和玻利維亞出現總統更迭,智利、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等連續發生大規模暴亂,委內瑞拉和古巴持續遭遇美國制裁危機。在經濟方面,2019年前三季度,該地區的20個經濟體中有17個出現經濟增速放緩。其中,拉美兩大經濟體墨西哥和巴西增長乏力,經濟增速分別為0.1%、0.4%,委內瑞拉、多米尼克、阿根廷均已出現負增長,增速分別為負12%、負6.4%和負2%。阿根廷通貨膨脹率超過40%,委內瑞拉通脹率超過4000%。在金融方面,2019年,拉美國家匯率普遍出

  現貶值,截至12月底,巴西雷亞爾貶值5.4%,智利比索貶值7.7%,阿根廷比索貶值36.6%。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委內瑞拉中央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居高不下,都超過了60%的國際警戒線。經濟增長疲軟、匯率風險、惡性通貨膨脹和政策不確定性較高導致拉美地區金融風險高企,主權信用評級屢被下調。

  展望未來,拉美地區的經濟仍將面臨內外部雙重壓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出口增長乏力,政府公用支出和個人消費的下滑制約了經濟增長的活力。同時,外部勢力干預也使一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復雜多變,充滿不確定性。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使拉美地區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很難擺脫經濟困局,一些國家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值得高度關注。

2019年10月27日晚,費爾南德斯(前右)與克里斯蒂娜(前左)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慶祝勝利。

  九、金融雙向開放成果顯著 外資看好中國發展前景

  事件  2019年9月10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的投資額度限制。我國的QFII制度始于2002年11月,首批投資額度為3.5億美元。RQFII制度于2011年8月開始正式實行,起步額度為200億元。

  點評人:王信(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近兩年來,我國金融雙向開放不斷加速。2018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指出,對外開放要“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此后,多項金融開放政策開始加速落地。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于2018年4月宣布金融開放11條之后,2019年7月,金融穩定委員會又提出金融開放新11條。這些措施的核心在于擴大外資金融機構經營范圍、放寬經營年限、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等。此次取消QFII和RQFII投資限額,標志著外資投資中國金融市場不再受規模限制,境外投資者參與境內金融市場的便利性大幅提升,中國金融市場向高水平對外開放再進一步。

  當前,我國資產的收益率相對較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全球投資者具有較強吸引力,越來越多的國際資本增持中國境內金融資產。截至2019年9月,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股票和債券規模分別為1.77萬億元和2.18萬億元,同比增加38.33%和25.16%。隨著MSCI、富時羅素、標普道瓊斯等國際指數先后將A股納入其全球指數體系,并相繼提升納入因子,未來將有更多增量資金進入國內A股市場。

  金融雙向開放為全球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提供了機遇,同時也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條件。一是有利于提升我國吸引外資的能力,促進經濟平穩增長。金融雙向開放進一步降低了外資投資限制,增加了我國金融資產的吸引力,也有助于我國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獲得更多融資支持。二是有助于豐富我國金融供給方式,完善金融體系建設。金融雙向開放政策的不斷落地進一步擴大了外資金融機構在華經營空間,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金融體系。三是有利于外資金融機構發揮“鯰魚效應”,推動我國金融機構提高效率。但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競爭壓力,部分金融業務領域將受到外資金融機構的沖擊。

  金融雙向開放不可避免地存在潛在風險。從短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雖然暫時緩和,但依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加大了我國金融市場的超預期波動風險。從長期來看,金融開放也使我國金融市場與全球金融市場的聯系更為緊密,未來我國金融市場更容易受到外部經濟形勢變化的沖擊。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未來我國要積極推動金融業高質量開放,以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是繼續改善國內營商環境,利用外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加強各金融子市場開放程度的協調性,增強金融市場穩定性。三是建立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防范資本順周期流動帶來的風險。

  十、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幅度加大 外匯市場更趨成熟理性

  事件  受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中美經貿磋商一波三折等因素影響,201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先漲后跌,雙向波動加大。8月5日,人民幣離岸和在岸匯率雙雙跌破“7”關口;9月3日,創下7.17∶1的近10年歷史性低點;11月上中旬,又一度升回“7”以內。但外匯市場預期整體表現穩定,破“7”后居民和企業結售匯保持理性,截至2019年10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已連續4個月環比下降。

  點評人:管濤(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

  2019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先升、后貶、再升”三個階段,雙向波動幅度加大。其一,中美經貿摩擦出現波折和反復,成為2019年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的主導因素。2019年5月和8月,在美國宣布將上調中國輸美商品關稅后,人民幣匯率均出現跳水。其二,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內需總體較弱,消費、投資增長雙雙放緩;工業生產總體呈減緩趨勢,實體企業經營困難增多。但匯率波動并未導致資本流動的大幅震蕩,居民和企業結售匯保持理性,低(升值)買高(貶值)賣的匯率“穩定器”作用正常發揮,顯示國內外匯市場日趨成熟。10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雖為逆差,但已連續4個月環比收窄。破“7”以來,市場未到期遠期和期權外匯買賣的凈購匯頭寸趨于縮小,促進了外匯供求平衡。

  一直以來,市場上曾有匯率?!?”的說法。但一個成熟的外匯市場不必紐結于具體的匯率點位,也不用設定所謂的心理關口。無論是監管方還是市場主體,均需要加大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容忍度。對監管而言,一是提高匯率預期管理質量,加大對監管機構政策意圖的宣傳及解讀力度,及時回應社會關切,避免出現“羊群效應”引發過度波動。二是綜合運用宏觀審慎和資本流動管理工具,打擊惡意做空套利行為,防控短期跨境資本的異常流動。三是堅持以我為主、兼顧國際因素,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并創新和豐富調控工具箱。對居民和企業而言,要樹立“財務中性”意識,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遠期、掉期、期權等產品對沖匯率風險。

  展望2020年,人民幣匯率利好因素有所增多。一是中美貿易摩擦已有兩年時間,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趨于減弱,尤其是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達成,市場信心得到部分修復。二是中國經濟增速仍處于全球較高水平,且在全球負利率資產擴容背景下,全球資本看好中國,境外投資者持續增持境內金融資產。截至2019年9月末,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股票和債券3.95萬億元,同比增加31%。三是未來美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美聯儲貨幣政策重回寬松,均加大了美元指數走弱的風險。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基本面韌性較強以及逆周期外匯管理政策的持續發力,有利于防止大幅單邊貶值預期的形成。

責任編輯:楊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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